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圆舞曲传统与艺术创新******

　　作者：王纪宴（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一年一度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人们熟悉的“金色大厅”奏响，并向全世界90多个国家转播。担任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奥地利指挥家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是继2011年和2013年之后第三次担任新年音乐会指挥。这一次，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对音乐会的曲目进行了一次力度空前的拓展：节目单上不包括返场加演曲的15首乐曲中，有13首是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演奏。这样的创新之举，是否能够让这个在全球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盛事获得新的活力？

约翰·施特劳斯画像 资料图片

　　Ⅰ.传统的确立

　　“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的魅力和人气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演奏施特劳斯的音乐是这个乐团的传统之一，可以一直追溯至‘圆舞曲之王’本人。但历史事实并不能印证这一点。”这是曾于1997年至2014年担任乐团主席的小提琴家克莱门斯·赫尔斯伯格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一文中写下的。作为集作曲与指挥于一身的最忙碌的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约翰·施特劳斯的演出主要是指挥他自己的乐团。事实上，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不少创始成员也是在约翰·施特劳斯乐团中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据约翰·施特劳斯的三弟爱德华在1886年统计，维也纳爱乐乐团中有施特劳斯乐团工作背景的不少于27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会节目单中并没有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和其他任何作品。其原因是，音乐家们担心这些轻松娱乐舞曲会拉低爱乐音乐会的艺术高度和社会地位。尽管从同时代最“严肃”的作曲家瓦格纳、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到以挑剔著称的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对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均有高度称赞，但观念中的等级差别仍构成一道艺术屏障。

　　转变发生在1873年4月22日，在歌剧院舞会（举办地并非宫廷歌剧院，而是“金色大厅”）上，继奥托·德索夫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邀舞》之后，约翰·施特劳斯登台，以他的“标志性”指挥风格——边演奏小提琴边指挥——完成了他的新作《维也纳气质》圆舞曲的世界首演，也标志着“圆舞曲之王”与宫廷歌剧院乐团即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严肃音乐家”们历史性的首次联袂。同年11月4日，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期间，二者再次合作，这一次，约翰·施特劳斯指挥了他父亲老约翰·施特劳斯和约瑟夫·兰纳的乐曲以及他自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1894年10月15日，庆祝约翰·施特劳斯作为指挥家首次登台50周年的专场音乐会在“金色大厅”举行。这一次，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整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成为新年音乐会的先声。

　　1925年10月举行的约翰·施特劳斯诞辰百年纪念，成为一个重要里程碑。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克里斯托弗·瓦格纳-特伦克维茨在《一种声音传统：维也纳爱乐乐团简史》中写道：“实际上举办于盛夏时节：1929年8月11日，年轻的国家歌剧院总监克莱门斯·克劳斯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了一场曲目为清一色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而在十年后，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成为每年举行的圆舞曲和波尔卡音乐会的诞生之日，仍由克劳斯指挥，作为新旧之年交替的标志。”1939年12月31日的第一届新年音乐会，以《晨报》圆舞曲作为开场曲，10首乐曲全部为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如今每年作为压轴曲目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和老约翰·施特劳斯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都没有出现在曲目中。然而，对于新年音乐会传统的确立而言，这却是堪称古典音乐当代奇观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关键的起点。

绘画作品《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乐团》 资料图片

　　Ⅱ.“纪念品音乐”？

　　构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传统的核心因素首先而且始终是曲目——“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父兄以及他们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圆舞曲、波尔卡、进行曲、轻歌剧序曲等。年复一年，尽管曲目搭配会呈现出微妙变化——纪念性元素、指挥家的文化背景和个人喜好都会成为影响曲目选择的因素，但两位约翰·施特劳斯以及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爱德华·施特劳斯这父子四人的作品作为每年的曲目主体，形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风格。这些维也纳地方风味浓郁的音乐，在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中焕发出独特魅力，使得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在全世界无数同类演出中独领风骚，无可替代。然而，近年来，尽管新年音乐会的电视直播国家一直在稳定增加，但与“极致视听盛宴”的赞誉相伴，怀疑的声音也不时出现：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为代表的轻松舞曲音乐，是否具有足够的艺术含量值得全世界亿万人年复一年地在新年第一天专注期待？人们是为了音乐而听，还是为享受一种被定位为优雅新年仪式的活动？是否如钢琴家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所怀疑的，很多人其实是为了“一些人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且能够使自己加入某种有档次的习惯中”？就像世界各国的游客在维也纳一定要到城市公园内约翰·施特劳斯镀金雕像前“打卡”留念一样。

　　在弗朗茨·威尔泽-莫斯特于2013年第二度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时，英国《留声机》杂志作者菲利普·克拉克与这位指挥家有一篇题为《圆舞曲回到未来》的深度访谈，刊发于《留声机》2013年1月号。其中谈及圆舞曲的“不确定地位”，也就是说，像《蓝色多瑙河》这样的音乐，究竟是实用性音乐，还是“艺术音乐”？在威尔泽-莫斯特看来，“奥地利圆舞曲并不仅仅是欢快的舞曲，其中有深度和忧郁，人们需要感受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距离波西米亚很近，波西米亚民间音乐总是充满渴望和思乡之情。”即使是最热爱圆舞曲的人也并不会认为一首施特劳斯圆舞曲能够拥有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和马勒交响曲的精神高度，圆舞曲这种体裁本身限制了艺术表现的多面性。然而，这不影响最好的圆舞曲可以成为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杰作。

　　当电影《2001太空漫游》以“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作为伴随航天器驶向太空站和月球的音乐时，并非所有的观众都能接受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这种做法。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的音乐会让人联想到酒店舞厅乐队或维也纳轻歌剧，从而让观众的注意力脱离太空。对此，库布里克的解释是：“很难找到另外一首比《蓝色多瑙河》更能表现旋转运动的崇高感的优美乐曲。”他认为，约翰·施特劳斯音乐中内在的复杂舞蹈律动，与太空站的优雅运动有着奇妙的契合。在这样的语境中，这首著名的圆舞曲脱离与舞蹈、与河流的联系，而具有了新的意蕴和美。《2001太空漫游》在音乐运用上遇到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蓝色多瑙河》等维也纳舞曲音乐在不同受众群中得到的不同评价，以及在音乐史家中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的争议。

《浪漫一代》（查尔斯·罗森著） 资料图片

　　音乐学家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在他的《音乐中的伟大性》一书中写道：“总有一天，约翰·施特劳斯会成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但不是‘不朽的’。”漫步在维也纳街头的游客时常会遇到推销约翰·施特劳斯作品音乐会票的人，约翰·施特劳斯的音乐确实在很多时候被视为维也纳的音乐纪念品。所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将这样的音乐界定为不具有音乐“伟大性”的艺术，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威尔第不可同日而语。《古典风格》的作者、博学的学者、钢琴家查尔斯·罗森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论著《浪漫一代》中，将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与奥芬巴赫的轻歌剧和格什温的百老汇音乐喜剧一起归入通俗艺术，但同时强调它们都属于“伟大的通俗艺术”。当通俗艺术得以跻身于“伟大”行列时，其艺术魅力和价值使得无数平庸的“高雅艺术”作品相形见绌。

　　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等大量作品经常是以类似家庭作坊的方式快速谱写上演的，有时乐谱的墨迹未干，就由专人飞快地送至演出场所。有不少作品，甚至其中也包括《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都会作为素材循环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大量雷同和艺术质量不高的作品。然而，不仅是施特劳斯家族，还包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奏的其他作曲家，如兰纳、齐雷尔、苏佩、雷哈尔等，他们的圆舞曲、进行曲、轻歌剧序曲和选曲、波尔卡和加洛普舞曲等，虽然不像交响乐那样宏大和深刻，但其中的经典之作，也当得起老一辈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给予它们的赞誉——“小型交响诗”。就旋律天赋而言，约翰·施特劳斯和他的二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真正无愧于伟大作曲家的称号。对他们的旋律之美，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等“严肃”作曲家均有过由衷赞美。而理查·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脍炙人口的圆舞曲旋律，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借自约瑟夫·施特劳斯的《神秘动力》圆舞曲，斯特拉文斯基也从维也纳舞曲中借了一段，他的舞剧音乐《彼得鲁什卡》中一个极为悦耳的旋律，来自约瑟夫·兰纳的《施蒂利亚舞曲》，属于“完整借用”。

　　这些作品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不能登大雅之堂，除了它们脱胎于伴舞音乐这一事实，还与创作技法相关。奥地利学者马塞尔·普拉维在他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中文节译本名为《圆舞曲之王》）中指出：“约翰·施特劳斯是美妙旋律的创作者——可是他从未试图对主题进行戏剧加工。”我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听到这些乐曲由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演奏，但它们并不是以交响化原则发展主题的音乐，而是大部分时候将一段又一段旋律加以衔接。阿尔弗雷德·爱因斯坦认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中的丰富旋律妨碍了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在维也纳舞曲音乐中，也没有对主题的“真正激动人心的发展”。然而交响化原则、主题发展并非决定音乐是否具有“伟大性”和成为经典的唯一标准。维也纳风味音乐中那些让人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辞旧迎新气氛的圆舞曲、波尔卡，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由那些更具有“伟大性”的作品替代。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著名的《幻想交响曲》第二乐章也是圆舞曲，标题为《在舞会上》，作为交响音乐篇章备受欢迎，而且，按照弗朗茨·恩德勒在《维也纳音乐史话》一书中的讲述，柏辽兹是位真正的维也纳迷，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热情追随者，并将与老约翰·施特劳斯的友情延续至约翰·施特劳斯，然而，《幻想交响曲》中的圆舞曲让“维也纳人听来不敢恭维”。

《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马塞尔·普拉维著） 资料图片

　　诺伯特·林克在罗沃尔特音乐家传记丛书的《约翰·施特劳斯》中说，“约翰·施特劳斯的天赋让全世界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随时踏进音乐的殿堂”，可谓一语中的。这正如库尔特·霍诺尔卡关于斯美塔那的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所写的——“伟大的艺术和通俗性如此自然地携手走到了一起”。

　　Ⅲ.“第二拍现象”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还体现在演奏本身所具有的某些鲜明特征，如著名的“第二拍现象”，这就是普拉维在《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节奏中的世界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圆舞曲的“奥地利式轻松和优美”。也就是说，在初听之下似乎一成不变的“嘭—嚓—嚓”基本节奏中，第二拍总是会稍稍提前到来，造成“抢拍”，而第三拍则相应地听起来往后拖延。威尔泽-莫斯特称这种“第二拍现象”为维也纳圆舞曲的最奇特的传统。圆舞曲的任何一次成功演奏都取决于指挥如何让音乐随摇曳的拍子自由前行。在《蓝色多瑙河》或《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这样的圆舞曲中，每一首小圆舞曲均通过优美的转调与之后的小圆舞曲衔接，如同大自然中光与影的奇妙变幻，每一首小圆舞曲开始，意味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第二拍。这是维也纳圆舞曲无穷魅力的源泉之一，是根植于维也纳爱乐乐团每一位演奏家内心的艺术直觉，是任何一位站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上的指挥家都不可能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因为那将构成对传统的亵渎和冒犯。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演奏圆舞曲的“第二拍现象”属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的“自动驾驶”模式的组成因素，也就是说，第二拍的奏法不需要指挥要求。但威尔泽-莫斯特在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指挥的6首圆舞曲，显示出他对“第二拍现象”的有意识关注，并使音乐具有了一定的新颖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与熟练的重复演奏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比利时古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当代古乐运动的杰出倡导者之一约斯·范·伊莫希尔本着“追根溯源，还原本真”的宗旨，指挥他创建的“永恒生命”古乐团录制了一套约翰·施特劳斯作品专辑，深得好评。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拍现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施特劳斯作品的传统一样，本身也经历了历史变化。他写道：“1929年，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晨报》圆舞曲在曲目中，乐团作为整体听起来像羽毛般透亮而轻盈，低音线条推动音乐前行，弦乐几乎不用揉弦演奏，像是室内乐重奏……序奏部只是比圆舞曲本身速度略慢，后者给人一种加速感。有时但并不常见，第二拍拉长，然后保持几小节……1980年，洛林·马泽尔指挥同一乐团演奏《晨报》圆舞曲。但如果这确实是51年后的同一个乐团，那么团员中最年轻的人也大概75岁了，而最年长者在115岁上下……此时的风格反映了另一个时代。拉长第二拍的观念如今已变为准则，圆舞曲开始得更加缓慢。”

　　英国乐评家理查德·奥斯本将维也纳爱乐乐团所代表的音乐传统与全世界的和平联系起来，认为如果到了2142年，我们周围不再有人按照布鲁克纳交响曲诞生之初的方式演奏它们，不再年复一年地在新年音乐会上向全世界问候“新年快乐”，不在听众的掌声中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那才是悲剧，“谢天谢地！这种美好一直持续着”。然而，传统的守望之外，创新也始终存在。2023年的15首正式曲目中，首次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上奏响的曲目居然多达13首，这是在曲目拓展方面前所未有的壮举。无论是作为开场曲的爱德华·施特劳斯的《谁来跳舞？》快速波尔卡，还是之后约瑟夫·施特劳斯的《英雄诗篇》和《金翅雀》圆舞曲，都是让听众倍感新颖的乐曲。即使两首曾经出现于往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单上的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作品，也不是像《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或《天体的音乐》那样为人们熟悉，《快乐的勇气》波尔卡在45年前的1977年新年音乐会上由博斯科夫斯基指挥演奏过，节目单上的最后一首曲目（在返场加演曲目之前）《水彩画》圆舞曲，演出相对较多，包括1966年（博斯科夫斯基指挥）、1983年（马泽尔指挥）、1991年（阿巴多指挥）和2002年（小泽征尔指挥），1991年新年音乐会为这首圆舞曲所配的以画家在雪地作画为内容的浪漫芭蕾，让很多人印象深刻。事实上，在一场音乐会上集中首演新作的做法，也是一种来自施特劳斯家族的风格，本身也构成一种传统——创新的传统。

　　成立于2004年的维也纳女童合唱团首次登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舞台，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一同演唱，这也是2023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创新之一。邀请女性指挥家担任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也开始作为话题被谈及。如何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自己的理念和方式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探索。因为，正如维也纳爱乐乐团主席丹尼尔·弗罗绍尔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毕竟我们不想成为有一天灭绝的恐龙”。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3版）

人间正道在大同******

　　【年终特稿】

人间正道在大同

——维护全球安全和人类福祉的中国态度

　　作者：关国平

　　风起云涌，春去冬来，2022年的世界很不太平。

　　欧洲大陆硝烟升腾，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消退，全球粮食能源问题凸显，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以前所未有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深刻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剑与犁，义与利，机遇与挑战，偶然与必然……杂糅汇集于百年变局的洪流之中。

　　持续中的俄乌冲突，是冷战后国际地缘政治现实的冷酷延伸——超负荷多年的博弈之弦最终承压断裂。动荡冲突之际，“全球北约”“平行世界”“新铁幕”等美西方奇谈怪论此起彼伏；雨横风狂之时，冷战思维、集团对抗、强权政治等本应沉寂的概念借势起舞。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冷战结束30年后，动荡与危机令世人警醒：在全人类共享的这个星球上，安全出了问题，发展正受到威胁。

　　满川风雨看潮生。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新理念和新路径。

　　“全球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今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再次论及全球安全倡议，深刻阐明安全之于发展的重要性，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凝聚东方智慧和大国情怀，全球安全倡议牵挂人类福祉，聚焦安全痛点，反映世界共识，引起普遍共鸣。

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乌克兰女子在帐篷外打电话。新华社发

　　百年变局中的危情怪象

　　欧洲粮仓，沃野千里。延宕了十个月的俄乌冲突严重消耗了双方的战略资源，并产生难以估量的溢出效应。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安全危机带来的冲击从来不限于“震中”，也从来不限于“安全”。

　　粮食告急，油价飙升，通胀高企……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攀升，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10.7%，再创历史新高。欧盟委员会2022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欧盟、欧元区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继续萎缩。在欧洲之外，俄乌冲突已经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更是跌入极度贫困和饥饿艰况，破产和动乱的幽灵抵近徘徊。

　　两国相持兵不解，会应俱碎似连环。从来战火无情，何况俄乌冲突的影响，已不只是两个当事国家之间的“连环”，还在全球形成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

　　实现和平，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关切，也是维系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面对俄乌冲突，中国一直从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站在公道的一边，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

　　当下寒冬已至，第聂伯河冰封千里，而俄乌冲突依旧僵持不下。冲突双方将在战场继续厮杀，还是走向谈判桌？人们不得而知。但世界仍然在期待，冬季的天然止战效应，能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找到出口。

　　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通电话时表示，中方坚持主张劝和促谈，认为危机长期化、复杂化不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支持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欧洲大陆的持久和平和长治久安。

　　要灭火，而不是拱火——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期待。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元首，印尼总统佐科曾先后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他表示，尽管外部形势仍然艰难，但走向和平解决和公开对话仍然很重要，他愿意帮助两国领导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访问彰显了佐科总统务实的外交立场，与恪守客观公正的中国主张一样，代表了世界多数国家支持劝和促谈，主张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愿景。

　　然而，与国际社会普遍愿景相悖，美国与北约至今完全无意推动终结这场冲突。在前期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基础上，12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了总额450亿美元的《2023年追加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这将是美国迄今数额最大的一笔援乌拨款，远超白宫上月向国会请求的370亿美元总额。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和强化这一联盟。这制造出关于欧洲大陆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集体恐惧”，而本已出现“脑死亡”征兆的北约，得以“复活”和强化。北约新“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最大且直接的威胁”，确认并巩固了该集团积极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俄乌冲突则被拜登总统描绘为“民主与威权之战”和“历史的拐点”。美方更冠冕堂皇地宣称，谁不支持对俄制裁，就是“拒绝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抛开了历史经纬，何来“历史正确”？

　　当前俄乌冲突的实质，正是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地缘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从根本上看，这是美国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政策长期堆栈而成的恶果，而北约持续东扩及对俄罗斯的长期遏制正是俄乌冲突的导火索。实际上，身经冷战的美国战略家早已对北约东扩的灾难性后果发出预警。“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早在1998年即表示，北约东扩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11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市场，商贩准备商品。新华社发

　　安全困境中的希望之光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经典《礼记》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身处乱世的诗人韦庄曾发出世道不昌的无奈感叹。

　　在历史前行的某些节点，戚戚内顾比敞开胸怀来得容易，抱残守缺比顺应时代显得“智慧”，迎合民粹比培育合作更受青睐——这正是百年变局的深刻复杂之处。

　　全球化的退潮、自由主义的隐退、强权政治的回归，让人们心生忧虑：执意强化大国竞争，甚至可能调整资源配置为大战做准备；大步回归集团对抗、冷战传统；与应对疫情冲击相似，为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泛化国家安全，强调的是本国优先，而不再是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带来的普遍受益。

　　罗伯特·卡根等一些西方知名学者惊呼，“俄乌冲突正在使一个更加危险的多极世界加速形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让位于全球混乱”。

　　这一看似理性的“警示”不仅美化了霸权，而且颠倒了因果。追根溯源，俄乌冲突只是触发了大国冲突的传统病征，当前危机凸显美国霸权和美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失效。回望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世界本应迎来充满希望的“长周期和平”，但人类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仍在经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危机。

　　曾几何时，政治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的欧洲被视为和平与繁荣的成功范例。西方学者认为，北约和欧盟双双东扩，可以构成维护欧洲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双保险”。如今，现实的强烈反差昭示世界，个别国家和集团谋求以实力扩张获得绝对安全，挤压其他国家的安全空间，最终只会造成地区安全局势恶化，让自身和国际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安全。

　　树曲木者，恶得直景！美西方国家长期固守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藩篱，违背时代的发展大势，是当前危机与乱象之源。

　　面对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危机与乱象，世界需要冷静而深刻的反思。德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指出，我们正在目睹大小危机史无前例地汇聚集合，这些危机有许多不仅是衰败的迹象，也是新世界秩序正在诞生的迹象。

　　面对暴力和冲突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全球疫情的肆虐，核战争与核毁灭的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我们，世界上既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脱离世界安全的独善其身，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摒弃霸权与对抗，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福祉所系。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被誉为“这个星球唯一的未来”；主张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安全倡议，才被视为“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力武器”。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和愿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当今时代，国际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世界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传统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萤光爝火，日月之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中一直秉持着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胸怀世界和平发展，情系各国人民安危，引领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坚定倡导构建人类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天下情怀，直面全球安全赤字，引领共同安全道路，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为人类社会通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指出了清晰路径。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需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机制，所有国家都认同一套能带来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价值观，避免一个或几个国家自行其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单方面加强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7月10日，人们在黎巴嫩的黎波里排队购买面包。新华社发

　　“霸权治下”的安全反思

　　“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2200多年前韩非子《初见秦》中“世有三亡”说，仍可以用来把脉当今世界。

　　今年以来，当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行歧视性补贴政策，当美国主导北约追求绝对安全而招致俄罗斯的反击时，霸权对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发清晰地暴露于世人眼前——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旧梦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势背道而驰。

　　美国的病根在于，无视别国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无视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执念于维持自身霸权和“中心—外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核心位置，非西方国家则被永久排挤在边缘。

　　这也是当今世界安全困境的根源：美西方强行延续霸权，无视乃至压制非西方整体崛起，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极度自私自利。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论及东西方矛盾时，总是将其归类为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矛盾。这是蓄意歪曲事实、误导世界。西方与非西方矛盾的本质不在于文化价值观、制度和人权分歧，而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平等。

　　所谓“美西方代表世界”，注定是一场地缘政治梦幻。尽管美西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追随美英的主要是西方国家，不到全球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人口只占世界的七分之一。世界大多数国家拒绝美西方兜售的民主叙事，更拒绝在美国推行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鼓噪“改变中国所处的环境”，也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期待的亚太国家对华“围剿”彻底落了空。印尼国防部长普拉波沃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各国应尊重中国的正当崛起和所需发展空间，“亚洲国家都有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历史，因此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我们敦促各国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正当崛起”。

　　执迷于“遏制中国影响力”，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日前，美国时隔八年再次举办美非峰会。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此次美非峰会与今年早些时候举办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第九届美洲峰会、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等如出一辙，追踪打压中国的影响力，这似乎成了美国外交的发力点，但在实打实的中国贡献面前注定徒劳。正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明确表示，所罗门群岛不会“选边站”，针对中所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非常具有侮辱性”。

　　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样认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指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在世界对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追求中，美国的霸权话术已然失灵。

　　以安全挑战和中国威胁为噱头，并不能为美国修复其在数十年霸权行径中失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会置和平发展于不顾，为霸权私利火中取栗。美国国际战略联盟公司创始人乔治·库认为，美国浪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企图遏制中国崛起。这种做法从未奏效，将来也不会奏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与中国合作，找到互惠互利的结果。

　　贩卖恐惧，也无法推销“平行世界”。世界各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红利，希望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寻求理性的平衡。面对执意要把太平洋变为“大国战场”的美国，地区国家忧从中来、拒绝“共舞”。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善意地提醒：“亚洲人以贸易为生。”斐济国防部长鲁伊拉图明确表示：“中国是地区发展的主要伙伴。”

　　充满希望的非洲大陆，同样珍视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而厌恶西方国家居高临下、口惠而实不至的说教。非洲朋友们说：“每次中国来访，我们就收获一家医院；每次英国来访，我们就得到一次演讲。”美国在传统上把非洲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等却把非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

　　即使是欧洲国家，也不认同“捆绑中俄”的做法。比利时、荷兰等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对因涉疆和涉港问题重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们认为，欧洲不必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明确表示，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

图为11月16日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拍摄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标识。新华社发

　　以天下情怀求索大同之道

　　“我们不会回去！”

　　今年夏天，马德里北约峰会期间，反战大游行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不要战争，让我们停止吧”“推动和平是谎言，它在鼓动战争”“北约就像一列疯狂的火车”等愤怒的口号响彻在美欧多场抗议集会活动中。

　　世界也不会“回去”——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倒退与进步等根本问题上，“我们不会回去”的呼声清晰而坚定，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风雷激荡的变局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迟疑彷徨，甚至保守倒退，继续将自身私利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无论是北约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竞赢”中国的战略，美国裹挟西方盟友挑动世界分裂对抗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桥还是筑墙，合作还是对抗，选择不同，则命运不同。

　　12月初，首次在中东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精彩纷呈，而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同样引人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体现出中阿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

　　从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到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再到此次“三环峰会”，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期间，累计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向世界发出了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中国声音。

　　这声音回应时代之问，化解时代之困。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格局调整和权力转移期往往也是地缘矛盾多发期。当代的国际安全危机会带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

　　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到“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因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应对国际形势新挑战，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安全问题的破解之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践行“天下一家”，摒弃“非友即敌”。固守意识形态执念，将世界分裂为“民主的我者”和“威权的他者”，是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威胁。只有把代表人类整体的“我们”作为全球性叙事主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旨归，世界的嬗变才能获得有力的正向支撑。

　　——以普遍安全促共同发展，而不是以绝对安全谋霸权私利。美西方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别国经济科技发展进行打压遏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民生困难。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消弭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

　　——开展良性竞争，拒绝零和博弈。在分裂、对抗的意识形态中进行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只会祸乱世界；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中开展基于公平规则的良性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坐而论道，起而行之。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纽约召开的维和峰会上的一段内幕：奥巴马总统轻描淡写地无视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少而又少的事实，而中国挺身而出，承诺派遣一支由8000人组成的训练有素的维和常备军，并出资培训非洲的维和人员。这一大手笔的方案赢得了参会者的掌声。潘基文写道，“我喜出望外”。

　　这只是中国参与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就乌克兰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探索解决之道，始终做热点问题的斡旋者。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借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注入了活力，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

　　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主席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辅相成，呼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在国际社会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各国谋安全、促发展提供了新支撑。

　　人间正道在大同。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