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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如何持续助力教与学******

  有序恢复线下教学活动后

网课如何持续助力教与学

光明日报记者 姚晓丹

  1月6日,在北京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第433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了近期起草的《北京市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方案提出非疫情流行时,学校、幼儿园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

  而随着期末的临近,全国多地高三、初三年级已经有序恢复线下教学活动,教育部近日印发的《学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也明确提出,无疫情学校要开展正常线下教学。

  从2020年初的“停课不停学”开始,线上教育已伴随师生三年,进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线上教育实验”,在反复实验与磨合中,在线教育将从“应急之举”走向长远之计。

  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中二年级教师张宇还记得,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刻,他作为教师代表为停课的学生录制“电化教学视频”,方便学生在电视上收看。今天,将近20年过去了,信息化早已如影随形,成为学习的必备工具。但张宇觉得,在反复磨合中,学习的双方依然没有完全适应在线教育所带来的改变。未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线上教育如何优化调整,更好地融入日常,在教学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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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第四小学教师通过线上平台为学生上课。新华社发

  三年磨合,仍有一些师生感到不适应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学生和家长,对于线上教学,不少人仍说感到不适应。

  学期结束,北京市东城区学生家长方林因为孩子的成绩未达到预期,不太开心。方林告诉记者,他的情绪来自女儿的变化。线上教学开始后,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密云老家生活。“推开门就是山,自然风光美不胜收,我本意是‘耕读传家’,孩子闲暇时可以适当劳动锻炼,谁知道孩子只剩‘读’了,根本没时间‘耕’。”方林说,“大女儿上初中二年级,每天7点准时要坐在书房的电脑桌前,一坐就是一天,吃饭都要我们做好了送到书房。每天早上7点打开摄像头点名,只有中午能休息一会儿,下午接着上课,晚上还有自习。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我觉得学生、老师、家长三方都非常疲惫,但是学的知识却掌握不牢,为什么设备先进了,学习却更难了?”

  手续烦琐,是家长们反映的第二个难题。从2020年启动线上教学开始,北京市朝阳区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王先生已陆续添置了打印机、平板电脑、直播云台等。

  王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孩子上网课之后,“打卡”的各项任务都落在了自己身上。“老师在群里发完学习资料后,打印、督促预习、完成作业都是家长的任务。比如体育,老师让我们用一个软件打卡做广播体操,但是那个软件只能对着一个角度拍,一旦不小心动了一下,就只能重新开始,为此,我给孩子买了个直播时用的‘云台’设备保持稳定。再比如体育课要学的‘旭日东升’武术操,体育老师只能远程介绍要点。孩子想要练得标准,需要家长一点点指导,耗费不少时间。美术的画画作业,音乐的唱歌视频都需要家长掌握相关知识,现在当家长太难了,所有课程都要消化吸收。”

  “碎片化”“知识掌握不牢”是北京市西城区小学二年级家长李云(化名)的直观感受。“老师们都很负责,但是直播课如果家长不在身边,孩子自己学的效果就会打折扣。后来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利用做好的短视频教学,这样家长可以在工作之余带着孩子一起看短视频,知识就掌握得牢固一些。”李云说。

  但是,慢慢地,她发现孩子只会做题,不知道基本步骤。“比如语文课的生字,孩子会写,但是笔顺不对。数学题孩子会做,但是讲不出来。我觉得这是知识过于碎片化的原因,老师批改完作业会告诉家长,让家长指导修改,家长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正在玩的孩子叫到身边改作业,孩子改完了,家长再拍照上传,这个过程往往需要两到三次。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方式,孩子只能记住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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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2日,江西鹰潭市高新区第十二小学学生在上音乐体验课。曾志凡摄/光明图片

  线上教学宜“放养”不宜“圈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家长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吐槽,但还是有一些家长发现,孩子确实在线上学习中提高了学习效率。

  北京市西城区小学五年级学生黎麒的妈妈发现,自己孩子做作业的效率、成绩都有明显提高。她认为,最大的功臣是黎麒的老师。“线上教学绝对要比线下付出更多的耐心,我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很认真负责,课堂提问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基本上每人都有回答问题的机会,所以课堂秩序很好,孩子走神的情况很少。而且,每次小测验,她不仅给出成绩,还会给我们出一份比较详细的报告,包括哪些知识点掌握得比较薄弱等等。”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教师于晓冰讲授初三语文课,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课堂上,很少要求学生打开摄像头。“我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就告诉同学们,学习是自己的事,要为自己负责。而且我反对只关注成绩,育人比提分重要。在家里学习,家长已经很焦虑了,如果老师再有焦虑情绪,家校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这样的后果是,家长和老师一起‘鸡娃’。千万不要形成家长和老师一起‘对付’孩子的结果。”

  经过课堂提问、测验等,于晓冰发现,孩子们的学习效率呈稳步上升的趋势,他觉得,线上“放养”比“圈养”更易提高效率。

  北京市东城区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刘瑜也渐渐摸索出上网课的诀窍。她发现,老师每次上课都要先播放教学视频,先总结一节课的知识点。“这和线下上课是一样的,在学校的家长日时,我听过老师的线下课,他们也是先播放教学视频。不同的是,线下课的教学视频之后,老师开始强调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线上课的时候,这些重点老师用播放PPT表现。其实,孩子能不能掌握牢固,全在这些要点上。线下老师可以‘耳提面命’,线上我就先把PPT存起来,然后反复给孩子强调。这样和老师打好‘组合拳’,孩子的成绩就能提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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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5日晚,广西东兴中学一名老师在家为学生上网课。新华社发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是未来的努力方向

  为何线上教育的“磨合期”比想象中要长?中关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负责人吕文清认为,这是由于老师和家长关注的评价体系不同。

  缺少面对面的教学之后,老师关注到的是孩子的作业、成绩等成果数据,家长看到的却是孩子整体的成长和精神面貌。测量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老师关注的是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完成作业的能力、自主学习的能力等,家长关注的是孩子更为细节的变化,“所以,家校在此时就会产生一些矛盾”。吕文清说。

  同时,吕文清认为,线上教学的支柱内容在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果自主学习能力得不到提升,上网课的效果肯定不如线下教学。”吕文清说,“学生自己要会学习,知道学什么、怎么学,老师则是提供资料、提供点拨的辅助者。”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学习的目的是让孩子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成为他们的一种素养和思维方式。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是答题的能力、也不仅是写作业的能力。现阶段,不少教师没有分清两者的区别,也没有分清线上线下教学的异同,只是简单地利用自己的经验把线下教学搬到线上。”吕文清告诉记者。

  吕文清认为,近年来,教育部把教师线上教学的技能纳入教师的基本技能中,混合教学成为常态,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困扰着中小学教师。

  在线下,学生即使学习程度不同,老师面对面授课的时候可以查漏补缺。“但是在线上,孩子们家庭环境不同,对课程理解程度不同,对资料的掌握程度不同,至少需要多准备40%以上的个性化内容,这部分内容老师有没有把握住,考验着授课质量。”吕文清说。

  同时,他认为,教师备课的整体资源的个性化程度也亟待提升。“这些资源应该是研究者和研究型教师提供,而不是海量的教学资源让教师自主选择。比如优质教学资源的认定上,最棒的中小学授课视频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拿来就用,那些教学视频都是只针对本校学生的,如何个性化定制?有的教师只能用教学视频的引子部分,但是他们无法把视频重新剪辑、组合、制作,这就无法获得真正适切的资源。”吕文清告诉记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线上教学更需要关注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从近两年中高考成绩就能看出,如果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足够强,他们在线上学习的效率能够优于线下。因为他们在自主研究中能随时得到启发和引导,这正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07版)

东西问|于成龙: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殷墟战车何以实证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

  作者 于成龙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原副院长

  殷墟,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竹书纪年》称“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曾经,繁华如梦。

  殷墟可提供文明互鉴的出土文物很多,车是其中重要一种。车是人类技术史上的重大发明,也是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改进完善的重要工具。殷墟出土的实物战车是中国古代最早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实物,受到海内外考古界的高度关注。但鲜为人知的是,殷墟战车也是早期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实证之一。

  文字记载的先秦战车作何用?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九歌》名篇《国殇》中以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情感真挚地描绘出一幅楚国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图景。其中“车错毂兮短兵接”“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即是沙场战车驰骋交错、战马嘶鸣、短兵相接场面的如实写照。

  依屈原诗句所载,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至迟从商代晚期至西汉早期,一直被用作重要军事装备,使用时间长达一千余年。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拥有战车的数量更是衡量诸侯列国军力的标准。《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其中“万乘”“千乘”“百乘”之“乘”,辞意驷马一车,足见战车在当时军事装备中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以马作为使役的两轮战车也是出行、田猎及其他活动的重要交通工具。20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一块刻辞卜骨,是残断的牛右肩胛骨下部,清宣统三年(1911年)被考古学家罗振玉所收。该卜骨正、反面刻满长篇卜辞,现存近180字,字口涂朱,内容是商王武丁分别于癸酉、癸未、癸巳与癸亥四日,占问该旬之内是否将有灾祸发生。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商朝战车亦用于田猎。

  此外,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不同等级的贵族拥有车的数量及装饰各不相同,相关考古发掘也确证不同等级车马制度的隆杀之别。

  殷墟揭开晚商战车之谜

  如上所述,凡此《诗·秦风·车邻》“有车邻邻”,《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等中国古代典籍及甲骨文中对于战车的记载不胜枚举。通过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人们终得以洞察中国古代战车的真实样貌。

  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西北小屯及洹河南北两岸主持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揭露众多遗址、墓葬,出土大量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考古发掘工作得到全面开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已经出土的16万片刻辞甲骨及90余年的历次考古发掘显示:此地主体遗存始于商王武丁时期,至商王帝辛,埋藏着商王朝最后一处都邑,即商王盘庚所迁之“殷”,典籍所载之“殷虚”,亦即商代甲骨文所称“大邑商”之中心所在。

  历经90余年殷墟考古发掘,已出土百辆双马系驾的两轮马车,也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早的马车。2005至2006年,安阳钢铁厂西南发现车马坑10座,其中5辆马车为横列摆放,壮观异常。凡此种种,皆为后世首次揭示商代晚期马车的真实结构。

安阳钢铁厂出土商代晚期车马坑。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细致梳理发现,商代晚期马车系由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五大构件组成,需青铜铸造、漆木器加工及皮革加工等众多手工业部门协同制作,集中体现了当时手工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殷墟孝民屯商代晚期马车结构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商代晚期马车复原图。图片来源:殷墟博物院

  殷墟发现的商代晚期马车,伴随有戈、箭镞之类武器及多种马具。《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由此可知殷墟出土的这些马车即当时的“战车”。

商“王宾中丁”刻辞卜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中癸巳日卜辞验辞记述占卜次日甲午,商王田猎,在追逐兕时,小臣甾的车马与王车发生碰撞,子央从车上跌落。由此可知,当时战车亦用于田猎。图片来源:《中华文明——<古代中国陈列>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

  同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也发现了车马坑,马车构造与殷墟所见相同。换言之,目前所见考古证据表明:商王武丁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是中国境内出现畜养家马与战车的最早时间。

  谛审上述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两轮马车,结构力学合理,制作工艺精良,且使用大量青铜构件,绝非初创草成之作,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发明、改进及完善过程。然而,省察经考古发掘的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及小双桥等商代早期遗址,均未发现马骨及两轮车辆遗存。

  如此,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从何而来?

  中西亚出土战车早于殷墟

  放眼欧亚草原考古,距今约5500年的现哈萨克斯坦“柏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马骨、马牙、利用马骨制作的鱼叉及马粪堆积,陶片上甚至还检测出马奶脂肪酸的残留,这是目前所知人类驯化马匹的最早记录,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驯化马匹。

  欧亚草原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遗址墓葬中出土了目前可以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位于外高加索亚南部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遗址墓葬中出土数辆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商代晚期战车极为相似。同时,据两河流域北部公元前18世纪的文书记载,当时由1400人组成的军队,装备了40辆战车;公元前17世纪的文书也记述,8支军队装备80辆战车。此外,叙利亚出土的印章图案显示,一士兵乘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开弓射杀敌方,以及两人乘两轮战车,驱车践踏敌方的生动场景。这些考古证据则表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

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11号墓出土两轮马车。图片来源: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

  出于中西亚,终胜于中西亚

  如将这些中亚、西亚地区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与中国目前所发现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进行详细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构造相同,均为一舆、两轮、独辕、单衡与双轭,各主要部件制作及衔接工艺相同,且皆使用青铜车马器具,可见两者存在明显的内在联系。因此,在中亚、西亚盛行已久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以及家马,应是商代晚期突然出现的家马与双马系驾两轮战车之源,这一判断符合对目前有关考古发现的解读。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商代晚期使用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是简单的引进、模仿,而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流行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基本框架上,结合自身需要,对车体、车舆面积、轮径及轨距等主要部件进行了大幅改造,塑造自身车马器具式样、尺寸,并在商代晚期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及众多手工业的加持下,制作出工艺更加精湛的战车,从而令其作为军事装备及交通工具的效能发挥到极致。从殷墟遗存看,中国制造的战车在各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进入西周后,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在中国古代早期王朝时代的形成及初步发展进程中,商王朝承上启下,影响深远。引进、消化、吸收、创新,这些理念在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的制作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通过殷墟战车可以一窥那个时代,正是源于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胸怀,商晚期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才得以成就辉煌,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最高水平的青铜铸造方能达到“炉火纯青”,从而创造了彪炳后世的青铜文明。(完)

  专家简介:

   于成龙,文博专业研究馆员、教授,著名青铜器专家,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2018年9月,受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指派,作为青铜器专家赴英国对圆明园流失文物、西周晚期青铜器“虎鎣”进行真伪及其他情况鉴定。发表《文物里的古代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中华文明——文物精萃•夏商西周时期》《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及《中国国家博物馆历史文化系列丛书•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等论著数十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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